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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管家婆正版四不像图

文章作者:网站首页 上传时间:2019-10-20

原标题:张伟然 | 历史地理学,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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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然教授

《学问的敬意与温情》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史学”推出(目前限时促销),特从中选取《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一文,跟随张教授一起了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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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文 _ 张伟然

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80多年来,基本上走了一个“之”字形。

1934年,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时,提出要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为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当时急需的是地理学的技术手段和思想资源。抗战中,史念海先生在重庆与顾先生讨论历史地理学该如何发展,顾先生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向地理学学习。显然出于同样的考虑,抗战后侯仁之先生留学英伦,学的就是源自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50年代,在侯、谭、史三位先生的引领下,主要在地理学的支撑下,历史地理学得到迅猛发展。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各主要分支渐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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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顾颉刚在一手创办的禹贡学会办公

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沿革地理作为传统史部的一个门类,基本上只研究历代疆域政区沿革,此外虽兼及都邑、河渠,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它的观念结构是按照地理学的思维体系展开的。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

第二道分水岭是研究精度的变化。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提到其1962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原因就是其中包含了关于黄河历代河患原因的探讨。事实上,即使疆域政区研究,研究精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沿革地理虽然研究疆域政区的历时性变化,但它只关注单个政区,而并不在乎同一时间层面上各个政区的并列状况。1955年,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采取对每个朝代设置标准年的做法。这就将传统的疆域政区研究提升到了政区地理的高度。

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地理学迅猛发展的背后并不是没有问题。1979年6月,中国地理学会在西安召开“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会议后期各单位提出近期的研究计划,当年禹贡学会会员、时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的郭敬辉先生在闭幕式上说:“历史地理学的规划,在科学院不好列入。科学院主要是自然科学,国家科委也是自然科学。这个学科多数研究领域属于社会科学,应纳入社会科学的规划。希望历史所的同志回去反映一下,如能在社会科学院内建立一个历史地理研究所,一些事就好办了。”(《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会刊》,中国地理学会1979年版,第10页)可见在当时主流地理学家的概念中,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地理学的事,还牵涉到与历史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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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

80年代,在文化复苏的大背景中,历史地理学出现了短暂的与史地两界均保持互动的良性局面。进入90年代,单一的学科管理模式从体制上切断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联系,导致其发展出现了向历史学一边倒的倾向。

就学科的健康发展来说,无论是倒向地理学还是倒向历史学,向任何一边倾斜都是不行的。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个以时间、空间和所研究对象为轴线而构成的三维思维体系,缺少或过于强调任一维度,都会严重影响这一思维体系的成立。五六十年代,侯、谭、史三位先生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部分,我揣测,他们的意图应该主要是强调历史地理学理当具有本色当行的地理学思维方式和研究能力,绝不意味着对于史料以及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轻视。事实上,他们三位都出身于历史学,对史学的敏感早已深深地融进他们的血液,无论怎样强调地理学重要,都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消极影响。这是那个独特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从这一意义而言,90年代以后将历史地理学单一地划归历史学,就出现了一些负作用。有些对历史地理学了解不深的人,常常会质疑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作用。

所幸的是,时代不同了。80年代以前,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计量革命以前的阶段。那个时候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支撑,主要表现在科学理念层面;至于资料和方法,有一些,但有限。具体工作中,从收集资料到分析资料、解决问题,用的主要还是传统历史学的那一套。唯其如此,有些专题工作对于地理学的需求,事实上并不高。一些历史学者只要选定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仍旧像做历史学一样地做,也可以做出一些历史地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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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三驾马车”与日本地图学史家海野一隆的合影

90年代以来,由于GIS技术的发展,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辐射力,大大地提升了。这一辐射,首先是从表达层面,继而上升至资料处理层面,再上升至资料的分析和收集层面,再扩大至资料范围层面,再推进至问题形态层面,可以说,由技而进乎道,从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历史地理学研究从文献描述阶段一跃而进入大数据阶段,差不多实现了一场技术层面的革命。虽然,目前数据的产出能力与现代地理学还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这一技术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应用越来越广的基本态势已不可逆转。

毫无疑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各种交流较之以往频繁、密切了许多。90年代中叶以前,由于信息技术欠发达,大多数学者几乎处在一种“独学无友”的状态,生活节奏慢,与同行沟通不便。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交流的便捷度、信息的可得性与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距离都拉近了许多。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分在东西半球,信息分享都是瞬息间的事。

我们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

我们遭遇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我觉得不仅是怎样将历史地理研究做得更好,而且是身处这样一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时代,怎样实现历史地理学的快速增长,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相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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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图集》

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它给不同学科带来的机遇是严重不均的。有些学科适应性好,其辐射力会成倍增长。与此同时,有些难以适应的学科其发展前景会逐渐萎缩。在这个重新洗牌的当口,历史地理学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以最大可能赢得生机,是我们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作为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一个学科,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虽然历史、地理两大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都不可或缺,但相对而言,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拉动作用更大、更显著一些。无论是学科理念、问题意识还是资料范围、技术手段,地理学的发展速率要远远快于历史学。它给历史地理学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相较于历史学也更为丰富。因此,我们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地理学的最新动态。

地理学是一门基于空间的科学,空间当然具有时间的属性。由于学科范式、学科训练的不同,地理学家对时间序列有很强的需求,可是一般并不擅长,需要借助历史地理学这个桥梁。除了当前与现代地理学对接得相对较好的气候变迁研究,地理学很多部门都需要历史地理学的支撑。例如文化地理,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离开历史谈文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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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手绘华北地形图

此外,有些领域表面看起来似乎纯粹是空间的东西,不需要历史。但事实上,只要了解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背后很多深层的东西,不了解历史根本就不能理喻。中国农业,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产。中国的工业,看起来似乎只是较深地受到资源、交通、技术、市场等因素的制约,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大多也是由历史决定的。这都是历史地理学的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历史地理学还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直接为国家建设提供服务。相比于地理学其他分支,历史地理学有一个特点是它与社会现实的结合程度不那么紧密,这就容易在一些同行之间滋生一种倾向,重视做纯学术的探讨,而轻视应用型、应用基础型研究。近二三十年,差不多也就是历史地理学在学科管理体制中离开地理学的这段时间,历史地理学同行对于服务社会这一块远不如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诸先生年富力强时那样积极、主动。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侯、谭、史三位先生早就教导我们,历史地理学是有用于世的。关键在于求真知。无论哪种类型的研究,首先都要将学问做好。我觉得我们应该知行并重,坚持两条腿走路,处理好求知做学问与服务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就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能够容纳多元的选择。相对于其他学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取向相对比较丰富。可以做很实用的研究,也可以做书斋式的学问;可以群策群力、互助合作,也可以纯粹自娱自乐。个人觉得,就一个学科来说,要想争取更多资源,获得更大发展,应该尽可能地面向社会,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应该制造需求;但就学者个人来说,则应该充分尊重个人的心性,以实现自我追求为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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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志敏利用GIS技术与遥感数据研究推测的北宋京东故道。引自《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21辑。

上文强调了历史地理学服务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书斋式学问、纯理论探讨也必不可少,极为重要,是这种研究决定了一个学科的天花板。有些学科很实用,很有市场,但社会地位和学界评价并不高,究其原因,无非是其中的学术含量不够。因此,一味地强调学科的实用性,而忽视其学术深度、理论高度的话,不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增长。

到目前为止,历史地理学领域已产出一大批卓有建树的研究论著。抛开一些大型的集体项目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等不论,一些学者的个人著作也成就彪炳,足以流芳百世。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侯、谭、史三位先生的著作。可以预见,这些论著对于相关学界将长期持续地发生影响,其范围不限于历史地理学以及相关的地理学、历史学领域。近年来,“30后”“40后”“50后”历史地理学者的学术成就也日渐为世人所知,其学术影响日益看涨。这些,已经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相对于80年代,当前历史地理学界虽然缺乏侯、谭、史三位先生那种量级的一个学术领袖群体,但整个学科的社会基础无疑比那时候壮大了很多。这样的形势,足以让我们信心满怀。

尤其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是,地理学是一门高度基于经验的科学。当今城市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地理学的表现越来越趋同。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表现出足够的个性、特色,本土的地理经验特别重要。在这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天然优势。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一大独特之处是它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当前国际上的地理学,其学科范式根植于西方,对其他地区完全形成了碾压之势。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学术相对落后,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行。现在,中国国力已经增长至世界前列,再用经济来解释学术水平,已完全不能令人信服。个人认为,这中间,首先需要提出本土的学术问题,形成一些新的学术概念。中国数千年的地理经验,作为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现在主要遗存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因此,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呈现出足够的本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地理学人的努力。

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不断增长。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原题《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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